杨嗣昌有何能力，能成为崇祯执政期间最信任的大臣？

　　杨嗣昌是杨鹤之子，明朝后期大臣、诗人。接下来小编带你详细了解历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明朝的崇祯皇帝在位一十七年，在这期间内阁大臣换了五十多位，首辅都换了十几位，足见君臣之间极度不协调，崇祯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时曾哀叹“臣皆亡国之臣”。崇祯在位这么多年，难道就没有一位臣子能入得了他的法眼?崇祯十一年就任礼部尚书兼任东阁大学士的杨嗣昌就是一位，他们君臣相得的程度在整个崇祯执政期间都是罕有的。

　　杨嗣昌是前三边总督杨鹤的儿子，有进士功名，曾在陕西担任剿匪任务的杨鹤在崇祯四年因招抚流贼失败获死罪，为救父杨嗣昌几次上书崇祯要求以身替父服罪，因而获得了注重孝道的崇祯的认同，很难得的勾除了杨鹤的死罪，并且从此之后，刻意观察提拔杨嗣昌，使之一路晋升，直至入阁。

　　杨嗣昌最为人知道的几件事大致是首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方针，并为了执行这一战略方针于崇祯十一年的清军入侵期间陷害主战派大臣卢象升，致使卢象升因孤立无援战死。另一位明末名臣孙传庭也因为和杨嗣昌的意见相左而被关押。崇祯一朝杨嗣昌获得的待遇可以说是诸大臣之中的唯一，崇祯为何如此信任杨嗣昌?

　　首先，杨嗣昌无党。杨嗣昌在父亲杨鹤获罪期间替父受死的态度让崇祯极为赞赏，因此开始关注杨嗣昌。崇祯一朝除初期外，特别看重和有意重用的臣子有一个特点，他不能是东林党，内阁大臣更是坚决拒绝东林党人担任，原因大概就是东林党在官场和民间的势力过于庞大，已经威胁到皇权。

　　崇祯对此很不安心，有意压制不让东林党掌握住更大的权力，而且在崇祯执政的头几年，东林党人让他很是失望，袁崇焕就不用说了，“己巳之变”的发生让崇祯对其恨之入骨，不惜用凌迟的手段对待他。而后崇祯四年的大凌河之战明军大败，负主要责任的前线指挥官孙承宗更是东林巨头。

　　两位东林党推举的掌军人才都没有给崇祯带来他所希望的胜利，反而让崇祯不断的担惊受怕，结果就是初期很愿意使用东林党人的崇祯在这以后对他们敬而远之。杨嗣昌为人纯孝，又不是东林党人，因此，有了让崇祯重点培养和提拔的基础。

　　其次，杨嗣昌的确有才。他在边关任职时就勇于任事，多有合理合用的理政建议上书给崇祯，入朝任职后，多次和崇祯奏对，其对内对外的治理意见也都符合崇祯的心意，崇祯难得遇上这么一个合胃口的臣子，当然要大加提拔：

　　时中原饥，群盗蜂起，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帝异其才。

　　嗣昌锐意振刷，帝益以为能。每对必移时，所奏请无不听，曰：“恨用卿晚。”

　　重点是杨嗣昌属于实干派，他的建议大多言之有物，不是空谈，比如他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清战略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对流寇的围剿方法等，其实是有相当可行性的，基本上是针对明朝当时实际面临的困局而有的放矢。

　　再者，杨嗣昌愿意为崇祯背锅。崇祯这个皇帝有个缺点，他认为皇帝不应该为臣子背锅，有错臣子来认，有功归于皇帝，这就导致了没有几个臣子愿意和他交心，这也是他在位十七年间不断更换内阁大臣的由来，做事就没有绝对的成功与否，领导又不愿意适当庇护，时间一长，就没有人愿意提建议，都是得过且过了。

　　而杨嗣昌却因为感激崇祯当年放他父亲杨鹤一马的恩德，愿意为崇祯效死，在全天下都没有人敢提出和清朝议和的情况下，他从实际出发，不惧流言，主动为崇祯排忧解难，提出先和清朝媾和的建议，并且表示“人不肯担其责而臣担之”，有这样的态度当然让深恨群臣不能为之办实事的崇祯欣赏。

　　有以上几条，在崇祯眼里，杨嗣昌就是无私为国，有才可以救国的擎天之臣。杨嗣昌主持的剿匪进展缓慢，崇祯拒绝给他定罪，杨嗣昌因见解不一陷害卢象升致死，因指挥失误致使济南失陷，亲王被杀，崇祯依旧不给他定罪。杨嗣昌举荐的熊文灿放纵张献忠降而复叛，崇祯也仅仅只是派他出去负责剿灭张献忠，还为杨嗣昌作诗鼓励：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崇祯一辈子就没给几个臣子写过诗，除了秦良玉就是杨嗣昌，可见对其信赖到什么程度。杨嗣昌在围剿张献忠的军事行动中失利，导致襄阳陷落，封地在襄阳的襄王被杀，杨嗣昌本人忧惧而亡。他死后，崇祯还极其伤心，在群臣要求追究杨嗣昌失陷亲王的责任时多次为他辩解，杨嗣昌很难得的成为死后被崇祯惦念的大臣：

　　乃昭雪嗣昌罪，赐祭，归其丧于武陵。嗣昌先以剿贼功进太子少傅，既死，论临、蓝平盗功，进太子太傅。廷臣犹追论不已，帝终念之。

　　要知道，当初孙承宗、卢象升为国战死的时候崇祯是连汗毛都没有赏赐过一根，孙承宗仅仅是传旨抚恤，连追封都没有，卢象升更是死后尸身三个月都没有安葬。后来明朝唯一的希望孙传庭战死，崇祯甚至怀疑是假死，拒绝抚恤。纵观崇祯一朝，唯有杨嗣昌死后能得到崇祯帮助辩解的待遇。

　　杨嗣昌在后世的名声褒贬不一，因为崇祯十一年卢象升战死的缘故，很多人视杨嗣昌为奸。其实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未必错误，当时的明朝也的确消耗不起两面作战，杨嗣昌错在崇祯十一年清军已经大举入关的情况下还坚持议和，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先把清军打出去后再谈，即使要议和也不能是在敌人入侵的状态下，否则和谈的性质就变成了求和，当初明英宗被敌人抓到北京城下时明朝都没有接受要挟，何况在清军抢劫时?

　　杨嗣昌在战略上的见解大多其实是正确的，就是在执行上脱离了实际，比如为了执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剿匪战术在全国加征农税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次的加征让明末的农民起义军彻底发展壮大，杨嗣昌的初衷没错，剿匪需要钱就收税，可他是士绅阶层，始终无法跳出这个框框找真正有钱的阶层收税，阶层限制了他的眼光和手段。不过总的来说，杨嗣昌算得上是明朝的忠臣，是崇祯皇帝的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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