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治国的重心转向文治，乾隆皇帝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年号“乾隆”。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清朝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清朝结束了长达70年的统一准噶尔之战。至此，乾隆皇帝治下的清朝既无内忧，也无外患，暂时进入了全盛时期。

　　从乾隆二十四年起，清朝有了一段时间的全盛时期，也是所谓“康乾盛世”的全盛时期。

　　既然太平盛世了，乾隆皇帝的治国理念也要变上一变，他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把治国的重心转向文治。

　　而重视文治的目的，是为了“持盈保泰”，也就是真正进入到了守业期，准备整理出一些重要的经验传给后世君王，让他们有规可循，有经验可借鉴，以保清朝长长久久。

　　为此，乾隆做了一系列事情，如开始整理、汇编重要历史文献，删除某些404的内容，证明和完善清朝统治的合法性。

　　还如大规模给宗室平反，包括给清朝入关之初立下不世功勋的多尔衮、多铎等人，以及被雍正迫害的宗室中人，来保证满族宗室的团结。

　　再如对康熙、雍正两朝的不法臣僚、贪官污吏，乾隆也要求如实在国史和相关文献中记录，不比隐晦，以警示后人。

　　除上述行为之外，乾隆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大力“扶植纲常”，开始从儒家的忠义立场为出发点，教导天下臣民要学会“忠”，并大肆宣传。

　　要解释何为“忠”?除了找出书本上记载的古人的范例大肆宣传外，主要就是对明清更迭之初的一些人和事，进行重新解读。

　　于是，在乾隆皇帝表态“(前明)诸臣各为其主，义烈可嘉”后，明末清初的那些历史名人们的评价标准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为明朝殉国的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前明旧臣，都被乾隆予以相当高的评价：“临危受命，均足称一代完人……皆无愧于疾风劲草。”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乾隆下令为江阴抗清三公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分别追赐谥号“忠烈”、“烈愍”、“节愍”，并建祠纪念。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乾隆亲自为史可法画像题诗，并命令将史可法曾写给多尔衮的信件等札稿，放于扬州史可法纪念祠中，并要求勒于祠壁，以此来褒扬史可法这位大忠臣。

　　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乾隆为褒扬袁崇焕，下令寻找其子孙后代，并要求地方官依据袁氏后人的实际状况授官，因袁氏后人读书不多，只好授予扎佐官(县官的助理)。

　　如上述给前明忠臣的褒扬，给予其后人的优待，在乾隆皇帝提倡“扶植纲常”后，开始大规模进行。

　　既然有“忠”，就必须要有“奸”来衬托，乾隆因此表示“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

　　这就是要褒扬忠义，惩治奸邪了。史可法、黄道周等人既然是忠，那么，叛明投清，为清朝夺得江山曾立过汗马功劳的其余前明文、武旧臣就是奸邪了。

　　故而，乾隆开始陆续对洪承畴、冯铨、钱谦益、龚鼎孳等清朝入关之初大加笼络和优待的降臣们大肆批评，斥责他们“大义有亏”。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下令编撰《贰臣传》，乾隆四十八年，乾隆下令编撰《逆臣传》，将明末清初的重要降臣都编入其中。

　　乾隆的想法就是用这些“贰臣”和“逆臣”当教材整顿纲常：“俾天下万世共知似此行同狗彘之徒……以副朕扶植纲常，折衷公当至意。”

　　乾隆做的上述事情，看似很提气，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天下臣民认可清朝，并世代臣服清朝，他褒扬“忠”和贬斥“奸”，核心目的都是为此。

　　至于效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还是有一点作用。

　　但清朝的江山是否万年稳固，不在于乾隆拼命地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忠奸，也不在于在《四库全书》中删除掉404的内容。

　　而是在于清朝对外能否威慑强敌，对内让老百姓不缺衣食。

　　显然，乾隆之后的清朝没能做到，包括乾隆朝后期，乾隆自己都没能做到。

　　乾隆四十三年后，各种大、小规模的反清起义此起彼伏，清朝开始由盛而衰，乾隆寄望的天下臣民都世代臣服清朝，终究只是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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