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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治国的重心转向文治,乾隆皇帝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年号“乾隆”。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清朝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清朝结束了长达70年的统一准噶尔之战。至此,乾隆皇帝治下的清朝既无内忧,也无外患,暂时进入了全盛时期。

  从乾隆二十四年起,清朝有了一段时间的全盛时期,也是所谓“康乾盛世”的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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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太平盛世了,乾隆皇帝的治国理念也要变上一变,他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把治国的重心转向文治。

  而重视文治的目的,是为了“持盈保泰”,也就是真正进入到了守业期,准备整理出一些重要的经验传给后世君王,让他们有规可循,有经验可借鉴,以保清朝长长久久。

  为此,乾隆做了一系列事情,如开始整理、汇编重要历史文献,删除某些404的内容,证明和完善清朝统治的合法性。

  还如大规模给宗室平反,包括给清朝入关之初立下不世功勋的多尔衮、多铎等人,以及被雍正迫害的宗室中人,来保证满族宗室的团结。

  再如对康熙、雍正两朝的不法臣僚、贪官污吏,乾隆也要求如实在国史和相关文献中记录,不比隐晦,以警示后人。

  除上述行为之外,乾隆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大力“扶植纲常”,开始从儒家的忠义立场为出发点,教导天下臣民要学会“忠”,并大肆宣传。

  要解释何为“忠”?除了找出书本上记载的古人的范例大肆宣传外,主要就是对明清更迭之初的一些人和事,进行重新解读。

  于是,在乾隆皇帝表态“(前明)诸臣各为其主,义烈可嘉”后,明末清初的那些历史名人们的评价标准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为明朝殉国的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等前明旧臣,都被乾隆予以相当高的评价:“临危受命,均足称一代完人……皆无愧于疾风劲草。”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乾隆下令为江阴抗清三公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分别追赐谥号“忠烈”、“烈愍”、“节愍”,并建祠纪念。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乾隆亲自为史可法画像题诗,并命令将史可法曾写给多尔衮的信件等札稿,放于扬州史可法纪念祠中,并要求勒于祠壁,以此来褒扬史可法这位大忠臣。

  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乾隆为褒扬袁崇焕,下令寻找其子孙后代,并要求地方官依据袁氏后人的实际状况授官,因袁氏后人读书不多,只好授予扎佐官(县官的助理)。

  如上述给前明忠臣的褒扬,给予其后人的优待,在乾隆皇帝提倡“扶植纲常”后,开始大规模进行。

  既然有“忠”,就必须要有“奸”来衬托,乾隆因此表示“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

  这就是要褒扬忠义,惩治奸邪了。史可法、黄道周等人既然是忠,那么,叛明投清,为清朝夺得江山曾立过汗马功劳的其余前明文、武旧臣就是奸邪了。

  故而,乾隆开始陆续对洪承畴、冯铨、钱谦益、龚鼎孳等清朝入关之初大加笼络和优待的降臣们大肆批评,斥责他们“大义有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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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四十一年,乾隆下令编撰《贰臣传》,乾隆四十八年,乾隆下令编撰《逆臣传》,将明末清初的重要降臣都编入其中。

  乾隆的想法就是用这些“贰臣”和“逆臣”当教材整顿纲常:“俾天下万世共知似此行同狗彘之徒……以副朕扶植纲常,折衷公当至意。”

  乾隆做的上述事情,看似很提气,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天下臣民认可清朝,并世代臣服清朝,他褒扬“忠”和贬斥“奸”,核心目的都是为此。

  至于效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还是有一点作用。

  但清朝的江山是否万年稳固,不在于乾隆拼命地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忠奸,也不在于在《四库全书》中删除掉404的内容。

  而是在于清朝对外能否威慑强敌,对内让老百姓不缺衣食。

  显然,乾隆之后的清朝没能做到,包括乾隆朝后期,乾隆自己都没能做到。

  乾隆四十三年后,各种大、小规模的反清起义此起彼伏,清朝开始由盛而衰,乾隆寄望的天下臣民都世代臣服清朝,终究只是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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