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孟浩然和张子容出鹿门山,开始漫游求仕。
截止到公元727年,在这15年时间里,孟浩然拜谒了很多高官、权贵,都没有寻到合适的机会。
于是,孟浩然决定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此前他刚刚和李白在扬州分手,李白写下了《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信心满满的孟浩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名落孙山,于是大闹太学。王维当时是个红人,曾向玄宗举荐孟浩然,奈何孟老夫子脑瓜子一热,献了一首《岁暮归南山》,留“转喉触讳”之典,被玄宗所厌。
之后,孟浩然又得襄州刺史韩朝宗赏识,决定为他引荐,没想到赴宴当天,孟浩然却喝醉爽约了,因此又被韩朝宗所恶。
实际上,任何人的举荐都不如张九龄管用,当时他是一朝宰相,位高权重。因此孟浩然还写过一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在这首诗中,孟浩然隐晦地向张九龄表达求仕的愿望,可张九龄却没有为他举荐,这是为何?
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再来读一首孟浩然的诗,题为《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
吾观鹪鹩赋,君负王佐才。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
弃置乡园老,翻飞羽翼摧。故人今在位,岐路莫迟回。
这首诗作于公元733年,当时张九龄已任检校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孟浩然为自己献诗时,张九龄为中书令,为宰辅,期间相差时间为一年。
我们姑且不用管这个丁大凤是谁,单看两首诗称呼的变化,一个是“张丞相”,一个是直呼其名。
之前,孟浩然写给张九龄的谒诗,都是尊称,包括此后张九龄贬荆州时,孟浩然依旧用尊重,唯独这一次。
可见,此时的孟浩然,心里多多少少对张九龄是有点怨气的。好兄弟不办事,连王维和王昌龄那俩哥们都给提拔了,为啥就差我呢?
尤其是,孟浩然在诗中写“故人今在位,岐路莫迟回”,这两句也颇有深意,意思就是告诉丁大凤:我的老朋友正值高位,你可别因为犹豫而走错了路。
当时丁大凤要赴京赶考,唐时的不成文科举习俗时,若有权贵高官为自己举荐的话,那么高中的几率会大很多,因为玄宗朝废除了“糊名制”。
可事实是,张九龄都没有为孟浩然举荐,又怎么会为孟浩然的朋友举荐呢?
于情于理这都说不通,而且前后就相隔一年的事,所以孟浩然这首诗并非“多此一举”,而是另有所指,就是心里不舒服,想借此机会向张九龄抱怨一下。因此尾联两句诗,怎么看都有点阴阳怪气。
现在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张九龄为何不向朝廷举荐孟浩然?却举荐了王维和王昌龄?
实际上,这并非是因为张九龄和孟浩然的关系,要比王维和王昌龄差,相反,张九龄要更敬重孟浩然一点,因为他是孟子的后人,又是襄阳名士。
归根结底,就是孟浩然太迷信举荐制度了,而没有靠自己的能力考中进士,哪怕是“明经及第”,张九龄也好为他说话。
当初孟浩然科举落榜,王维替他向玄宗举荐时,孟浩然献诗“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李隆基就怪他自艾自怜,自己没本事,却把不仕的原因怪罪到他头上。
而张九龄的想法和李隆基是一样的,你看王维和王昌龄,都是早早就进士及第,尤其是王昌龄,反复考了两次“宏词科”,皆是高中,张九龄自然愿意为他举荐。
但是话说回来,孟浩然真的没有才华吗?非也!
孟浩然有才,不然李白也不会那么崇拜他,只因为他太迷恋举荐制,一生只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还是无奈之下。
王维、王昌龄、杜甫、岑参、高适都是首试未第,接着再努力。
孟浩然仅仅是失败一次就气馁了,而且他参加科举那年,已经39岁了,早干嘛去了!
因此我们也可以判断,孟浩然才是一个真正清高孤傲之人,是骨子里的迷之自信。
张九龄贬荆州长史后,曾邀孟浩然入幕府,但孟浩然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回襄阳养老去了。
其实干谒求官这条路,也不是不能走,但有个前提条件是,你得舍得放下身段入幕,比如后来的岑参、杜牧、李商隐等,都这么干过。他们都还中过进士呢!
所以,孟浩然一生无官,既不能怪生不逢时,他生在大唐盛世最好的年代,也不能怪千里马遇不见伯乐,毕竟是有过两次绝佳入仕机会的。
他若要怪,就只能怪自己太清高了,不肯放低姿态。
想李白为了当官,两次入赘前宰相府,这才有了进身的机会。
什么是命运?
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过去犯下的所有错误归结到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个恶魔,并称之为命运!